几年前一个偶然，我在北京找到我多年没联系的一个朋友。看到他的孩子都如我们当年 那么大了，我很想帮助他的孩子来美国。我不知道的是，其实他也有另外一个朋友，也在非常积极地帮他的孩子来美国，这个朋友也在美国。更为偶然，这个朋友跟 我联系上了。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。所以我们这在美国的两个人，谈起那个朋友的孩子，我谈到要怎样帮他来，她也谈怎样帮，她甚至谈到她的生活的全部目的就是 要帮助这个孩子。交谈中我吃惊地得知他们其实常常联系，可是这个在中国的朋友从没对我说过他跟这个在美国的朋友有联系。我非常不解，问，为什么他不告诉我 你也在美国也办这个事呢？这个也在这里的朋友说，“我和他都是一样的人。我们从来不告诉别人我们做什么。一切都是单线联系，免得坏了事。”我听了这样的 话，眼睛都睁圆了：天，你不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吧？怎么听起来像安插在敌人心脏里的工作人员？这是美国啊，难道帮人的事情还会有人来破坏？她不回答我，很鄙 夷地说，你好像不是在中国长大的吧？要坏你事的人多着呢。我听了不知怎样应答好。

我仔细地想我在中国的成长环境，我也开始怀疑我真不是在中国长大的，我到如今仍坚持无论怎样要首先相信别人。把信任交给人，虽然半个世纪的人生我也 知道这世界你最后可以相信的人不多，但是我的理论是一个信任世界的人通常比较单纯，也因此比较容易快乐。如果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觉得别人要迫害他，别人要占 他的便宜，时刻警惕性十足，他的生活会不那么轻松和快乐。生活的目的就是快乐：让别人快乐，也让自己快乐。所以我虽然知道世界上有不怀好意的人，可是还是 宁愿相信大多数人本性善良，值得信任。可是我这样的人显然不是中国社会应该出产的产物。难怪我的第一个丈夫那个时候常常对我说，你这个人单纯得根本不适合 在中国生活！我问，你说该怎么复杂？他说：你谁也不能相信！

“谁也不能相信”――我成长的中国真是一个你谁也不能相信的地方。孩子告发父母，妻子揭发丈夫好像是很通常的事情。告发，揭发是统治者提倡的道德准 则。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，人人都自危，都有一种要被迫害的压力，不知道黑暗之中谁会告发你。中国的统治者运用人人自危的不信任这种策略治国，一治治了六十 年了，整整一个花甲，如果以十五年为一代人的话，也是四代人了。如果十年是一代，就是六代人成长生活在不信任的社会里，在这个不信任的社会里长大的人学会 的是不信任别人，他们不信任别人到这种地步，有时候连自己也不信。我在中国听朋友给我讲，如今中国的社会，有个人端一碗水。他的右手说，左手干嘛端得那么 紧，有什么目的？他的左手想右手干嘛端得严严实实的，想占什么便宜？中国的现状到了自己的左右手都彼此不相信的地步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故事更能说明中国的信 任危机呢？更能说明中国社会中弥漫的被迫害者心态呢？：自己的两只手都可能会互相破坏。

在中国生存的人，很难不在心理上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，虽然也有一些人，天生乃性情中人，无论怎样，他们内心都纯洁而清亮，有一种先天的善和美。这样 的人我凭感觉就引为同志。但是我也承认，更多的人都被这个时代深深影响。我们大多数人都被这个时代塑造和伤害了。在美国接待中国来的朋友，我常常为有的人 的行动诡秘感到震惊。有的人要来美国，希望我招待，可是来往信件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到美国来。开会还是旅行？在哪里开会？或准备到哪里旅行？一切 我都不知，好像他们来美国做地下工作来了。对他们的谨慎，我既尊敬，也忍不住觉得荒谬，好像时空错位。记得我一次到一个人家去接一个需要我接待的朋友，她 来这里参加一个她也不告诉我名字的会议。事先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去接她的这个人家在哪里。我问地址，我的朋友不回答，只说要我那天等她的电话再告诉我。所以 那天我上午上课下午开会都开着手机，准备她随时跟我联系。结果我开完会，她也没打来电话，我开车回家的路上，电话来了。我手里握着方向盘，无法记下地址， 只好要她十分钟后再打过来。我放下电话想，我也快成地下工作的随从了，连接头的地点都是临时通知的。回到家，电话再打过来，我记下地址，写的时候我的朋友 提醒我，这个地址千万不能露出去，因为这个地址的主人不愿跟公众有任何联系。我听了这样的话，忍不住左右环看，希望没人注意到这个地址。可惜房子里只有我 一个人。意识到自己的心态，我忍不住大声地笑起来。我的笑声在黄昏的房间里回荡，突然让人觉得瘆得慌。

瘆得慌。中国古人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古人总是对的，不过这种谚语也让我感到生活的寒冷和荒凉。防着别人，随时都有可能被别人迫害，这种被迫害者心态，时刻警惕着可能有人要坏你的事，这样的心理状态让我一点都不想念中国，也不想承认那是我的祖国。

2/10/2009